陆路丨六朝应制诗考述——以建康诗为中心

文学研究

六朝应制诗考述

——以建康诗为中心

文/陆路

摘要

应制诗是六朝主要诗歌类型之一，而建康作为都城是六朝应制诗最主要的创作地，研究建康应制诗就大致理清了六朝应制诗的基本情况。应制诗以侍宴、游览、咏物、政事等为主要内容，六朝应制诗介绍背景、铺叙游宴等内容、点明颂德等主旨的三段式，已在内容和形式上奠定了唐代应制诗的基本体式。六朝君臣关系宽缓，加之有些帝王本身爱好文学，该时期有一些应制诗中颂德的成分较少或无而写景抒情成分较多，就犹如文人间的文学来往，这是六朝应制诗的又一特点。

关键词

六朝；应制诗；建康；文学地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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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路，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、人文学院研究员，上海市中华典籍与国家文明重点创新团队成员

目

录

一 六朝建康应制诗考

二 六朝建康应制诗的特点

三 结　　语

应制诗包括奉天子命作的应诏诗、奉太子命所作的应令诗和奉诸王命所作的应教诗。先秦时期的宴飨之作为应制诗的渊源，汉代柏梁体连句（或疑为伪作，但对后世七言连句体影响很大）、魏晋公宴诗等是对宴飨赋诗的继承。应制之作以侍宴为重要内容，正是公宴之作的自然传承，南朝山水行旅诗兴盛，侍从君王等游览亦成为应制诗的又一重要题材，游宴成为应制诗的主要内容，且游览和公宴还时常结合。程建虎《中古应制的双重关照》从文化、诗学语境中研究中古应制诗，是较早的对中古应制诗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，有其开创性，但限于体例主要不是对应制诗进行逐一的考述。六朝时期应制诗是主要诗歌类型之一，建康作为都城是应制诗最主要的创作地，研究此地应制诗可大致理清六朝应制诗的基本情况。本文所说的应制是指应制性质的诗，并不仅限于题中有应制、应诏、应令、应教的字眼。本文拟按创作时间先后，系统考索分析六朝建康应制诗创作的基本状况。

一 六朝建康应制诗考

1.晋

庾⁡阐《三月三日⁡临曲⁡水》，“（庾阐）寻召为散骑侍郎，领大著作。顷之，出补零陵太守，入湘川，吊贾谊。其辞曰：中兴二十三载，余忝守衡南”。中兴二十三载，指东晋建立二十三载即咸康五年（339），庾阐是年出为零陵太守（治今湖南永州），此前为散骑常侍，是诗大约咸康初庾阐为散骑常侍时参加上巳曲水宴而作，虽诗题无“应诏”字样，就其内容亦属于应诏诗性质。刘毅《西池应诏⁡赋诗》，“初，裕征卢循，凯归，帝大宴于西池，有诏赋诗。毅诗云：‘六国多雄士，正始出风流。’自知武功不竞，故示文雅有余也”。“义熙六年春二月广州刺史卢循反，寇江州。十二月壬辰，刘裕破卢循于豫章。七年春二月壬午，右将军刘藩斩徐道覆于始兴，传首京师。”“义熙七年正月己未，振旅于京师。改授大将军、扬州牧，给班剑二十人，本官悉如故，固辞。”虽然斩卢循是在义熙七年(411)二月，但义熙六年十二月刘裕破卢循，卢循失败已成定局，故七年正月刘裕即回到建康，安帝宴刘裕等于西池应在此时，刘毅是诗即作于此时。

2.南朝宋

颜延之《应诏燕曲水作》，《文选》卷二十该诗李善注：“裴子野《宋略》曰：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，禊饮于乐游苑，且祖道江夏王义恭、衡阳王义季，有诏，会者赋诗。”是诗即作于元嘉十一年上巳。范⁡晔《乐游应诏》，范晔为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，加宁朔将军，“元嘉十一年春正月己未，后将军、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进号镇军将军”，豫州刺史镇寿阳。“（元嘉）十一年夏，（长沙王义欣）入朝，太祖厚加恩礼。”范晔诗云：“兰池清夏气，修帐含秋阴。遵渚攀蒙密，随山上岖嵚。”大约元嘉十一年夏范晔随刘义欣回建康，回建康初随宋文帝游乐游苑，应诏作是诗。谢庄《瑞雪咏》，该诗题下有注“大明元年奉敕作”，“大明元年，起为都官尚书”，则该诗大明元年（457）冬作于建康。

沈⁡约《钟⁡山⁡诗⁡应西王⁡教》，《文选》卷二二该诗李善注：“裴子野《宋略》曰：孝武封皇子子尚为西阳王。”《宋书》卷八十《豫章王子尚传》：“豫章王子尚字孝师，孝武帝第二子也。孝建三年，年六岁，封西阳王，食邑二千户。仍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、北中郎将、南兖州刺史。其年，迁扬州刺史。大明二年，加抚军将军。三年，分浙江西立王畿，以浙江东为扬州，命子尚都督扬州江州之鄱阳晋安建安三郡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给鼓吹一部。五年，改封豫章王，户邑如先，领会稽太守。”则该诗至少作于大明五年四月癸巳改封豫章王前。“孝建元年六月癸未，分扬州立东扬州。分荆、湘、江、豫州立郢州。孝建三年三月癸丑，以西阳王子尚为南兖州刺史。秋七月，太傅江夏王义恭解扬州。丙子，以南兖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为扬州刺史，秘书监建安王休仁为南兖州刺史。大明二年十一月壬子，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加抚军将军。三年二月乙卯，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。以东扬州为扬州。时欲立司隶校尉，以元凶已立乃止。抚军将军、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徙为扬州刺史。五年夏四月癸巳，改封西阳王子尚为豫章王。”“大明八年十二月壬辰，以王畿诸郡为扬州，以扬州为东扬州。癸巳，以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为司徒、扬州刺史。”则孝建元年（452）六月至大明三年二月原扬州浙东地区为东扬州，原扬州浙西地区为扬州，“大明二年五月丁未，白雀见建康，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以献”，可证大明二年原来的扬州浙西地区为扬州仍治建康。大明三年二月乙卯至大明八年十二月壬辰浙西地区扬州称王畿，东扬州（治会稽今浙江绍兴）称扬州，所以大明三年二月乙卯子尚“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徙为扬州刺史”看似矛盾实不矛盾，因为此前子尚为扬州刺史是治建康的扬州，当时浙东地区治会稽的扬州叫东扬州。而大明三年乙卯后东扬州改名为扬州（为了便于理解，下文提到治会稽的扬州仍加“（东）”字），而原来治建康的浙西地区扬州叫王畿，所以出现了这看似矛盾的说法。亦可知大明四年子尚正在（东）扬州刺史任上，五年仍然在这一任上，正因为（东）扬州治会稽所以会领会稽太守。则子尚孝建三年七月正式为扬州刺史，至大明三年二月在建康扬州刺史任上，此后在会稽（东）扬州刺史任上，所以陈庆元先生据沈约《丽人赋》“有客弱冠未仕，缔教戚里，驰骛王室，遨游许、史”，以为沈约二十岁为大明四年（460），所驰骛王室，西阳王应在其中，即以为该诗作于是年，似可商榷。因为该年子尚正在会稽，不能游览钟山。沈约驰骛王室也不一定就正好在二十岁这一年，在此前已经与王室交往。孝建三年子尚年方六岁，还太小，大明三年二月已经离开建康前往（东）扬州，大明二年八岁，相对来说与门客同游建康可能较之前两年大些，故沈约该诗大约作于大明二年。

大明四年，孝武帝命沈庆之作《侍宴诗》。谢⁡庄《侍东耕》，“大明四年正月乙亥，车驾躬耕藉田”。“大明元年，起为都官尚书。二年，置吏部尚书二人，省五兵尚书，庄及度支尚书顾觊之并补选职。迁右卫将军，加给事中。五年，又为侍中，领前军将军。”则大明四年谢庄吏部尚书在建康，故正月乙亥随孝武帝刘骏躬耕藉田，该诗正作于此时。谢庄《烝斋应诏》，烝为冬日祭祀，或作于大明初谢庄为吏部尚书时参与祭祀应孝武帝诏而作。谢庄《七夕夜咏⁡牛女应制》，约大明间应孝武帝诏而作。谢庄《八月侍华林曜灵殿八关斋》，《（景定）建康志》卷二二：“古华林园在台城内，本吴旧宫苑也。《世说》：晋简文帝在华林园，谓左右曰：会心处不必在远，翛然林泉便有濠濮间趣，觉鸟兽禽鱼自来相亲。《建康宫阙簿》云：宋元嘉中筑蔬圃，二十二年更修广之，筑天泉池，造景阳楼、大壮观、花光殿，设射堋，又立凤光殿、醴泉堂。”约亦大明间应孝武帝诏作。

3.南朝齐

王融《栖玄寺听讲毕游邸园七韵应司徒教》，“栖玄寺在鸡笼山东北，宋建平王弘尝置第于此，后舍为寺。至齐有高僧僧审，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并加敬礼。王融听讲已毕，乃有游邸园诗，盖应竟陵王教而作也。今潮沟畔尚存遗址云”。萧子良永明五年为司徒，该诗即作于永明五年（487）春。王融《齐明王歌辞》七首亦为应司徒竟陵王萧子良教而作。王融《从（武帝）琅邪城讲武应诏》、沈约《从（齐武帝）琅邪城讲武应诏》，由二诗之考证，可兼考永明三至六年间的丹阳尹。琅邪城，大明六年移置于白下（今南京北幕府山南麓之南琅邪郡），“废琅邪郡城，本晋元帝初过江，为琅邪国人立，地在江乘县界，齐武帝永明六年移琅邪于白下置，本名白石垒，在（上元）县西北十八里，齐梁讲武于此”，“永明六年九月壬寅（九月二十五，488年10月16日），车驾幸琅邪城讲武，习水步军。九年九月戊辰（九月初九，491年10月27日），车驾幸琅邪城讲武，观者倾都，普颁酒肉”，可见该地确为军事要地。王融之作云：“白日映丹羽，赪霞文翠旃。凌山炫组甲，带水被戎船。”正与永明六年九月那次琅邪城讲武习水步军相合。“永明六年，吏部郎沈渊、中书郎沈约又表荐驎士义行。”可见永明六年沈约已为中书郎，“从叔俭，初有仪同之授，融赠诗及书，俭甚奇惮之，笑谓人曰：‘穰侯印讵便可解？’寻迁丹阳丞，中书郎”，二人当同时为中书郎。“永明五年春正月戊子，骠骑将军临川王映、卫将军王俭、中军将军王敬则并本号开府仪同三司……雍、司二州蛮虏屡动，丁酉，遣丹阳尹萧景先出平阳，护军将军陈显达出宛、叶。”“永明四年，（王晏）转太子詹事，加散骑常侍。六年，转丹阳尹，常侍如故……七年，转为江州刺史，晏固辞不愿出外，见许，留为吏部尚书，领太子右卫率。” “永明六年冬十月辛酉，以祠部尚书武陵王晔为江州刺史……七年二月壬寅，以丹阳尹王晏为江州刺史……三月庚戌，以中护军巴东王子响为江州刺史。”“军未还，（萧景先）遇疾……卒，时年五十。”大约永明三年王俭解丹阳尹，以萧景先为丹阳尹。永明五年正月戊子（正月初二，487年2月10日）王俭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固让正在此时。不久就以王融为丹阳尹丞，丁酉（正月十一，487年2月19日）萧景先出平阳，以尹丞王融行丹阳尹事，萧景先还军后不久即去世，王融继续以郡丞行丹阳尹事，直到永明六年王晏为丹阳尹。“出为江州刺史，常侍如故……至镇百余日，典签赵渥之启晔得失，于是征还为左民尚书。俄转前将军，太常卿，累不得志……寻为丹阳尹，常侍、将军如故。”因为永明五年春萧景先去世，丹阳尹即空缺，故王融以郡丞行丹阳尹事，一年后即以散骑常侍王晏领丹阳尹。武陵王晔永明六年十月刚前往荆州，因其在郡百日即为典签奏报其失而征还建康，如果王晏迟至永明六年秋冬才为丹阳尹，席不暇暖又调往江州，那不是瞎折腾吗？即便武陵王晔事发突然，也用不着让一个任职才两三月的官员调往江州，正因为王晏任丹阳尹已经一年，才会让他去接替突遭弹劾的江州刺史武陵王晔，所以王晏任丹阳尹时间不会晚于永明六年春夏。王晏任丹阳尹后，王融即不再行丹阳尹事，调任中书郎，成为沈约同僚。永明六年九月武帝幸琅邪城时，王融与沈约随行，该诗即作于此时。萧颖胄、柳惔《登烽火台应诏》（已佚），“（萧）颖胄好文义，弟颖基好武勇，世祖登烽火楼，诏群臣赋诗。颖胄诗合旨，上谓颖胄曰：‘卿文弟武，宗室便不乏才’”。齐武帝登烽火楼或许正是幸琅邪城时，诏群臣赋诗，萧颖胄诗合武帝旨。柳惔亦登烽火台应诏赋诗。

沈约《为临川王九日侍太子宴》，临川王指齐高帝第三子萧映，太子指齐武帝文惠太子萧长懋。“建元四年甲申，立皇太子长懋……永明元年九月己卯，以荆州刺史临川王映为骠骑将军……七年正月壬戌，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映薨……十一年春正月丙子，皇太子长懋薨。”萧映自永明元年秋冬之际至七年正月去世，此期间皆在建康，沈约亦然。永明元年九月己卯（九月初四，483年10月20日）下诏自荆州征入朝，接到调令再到达建康大约已是九月底，早已过了重九，所以该诗大约作于永明二年至六年期间某个重阳节，临川王侍太子宴，沈约代为作诗。王融、沈约皆作《侍游方山应诏》，“会王俭亡，上征（徐）孝嗣为五兵尚书。明年，迁太子詹事。从世祖幸方山。上曰：‘朕经始此山之南，复为离宫之所。故应有迈灵丘。’灵丘山湖，新林苑也。孝嗣答曰：‘绕黄山，款牛首，乃盛汉之事。今江南未旷，民亦劳止，愿陛下少更留神。’上竟无所修立。竟陵王子良甚善之”。王俭卒于永明七年，则世祖（齐武帝）幸方山在永明八年，是以沈约、王融之诗作于是年。《文选》卷四十沈约《奏弹王源》李善注引吴均《齐春秋》：“永明八年，沈约为中丞。”则沈约侍游方山时为御史中丞。是时王融为中书郎。沈约《三日侍凤光殿曲水宴应制》《三月三日率尔成篇》，据《（景定）建康志》，“凤光殿在县东北七里一百步旧台城内”。“永明九年，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，使融为曲水诗序，文藻富丽，当世称之。”是二诗即永明九年上巳节作于建康，是时沈约为御史中丞。

谢朓《侍宴华光殿曲水奉敕为皇太子作》《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》《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》，皇太子指齐明帝太子宝卷。“东昏侯宝卷字智藏，高宗第二子也。本名明贤，高宗辅政后改焉。建武元年（十一月戊子），立为皇太子。永泰元年七月己酉，高宗崩，太子即位。”《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》云：“中叶遭闵，副内多违。悠悠灵贶，爰有适归。于昭睿后，抚运天飞。凝居中县，神动外畿。”“中叶”二句，正指齐武帝去世后，先后所立郁林王昭业（文惠太子长子）、海陵王昭文（文惠太子次子）皆失德。“悠悠”六句，指直到明帝即位改变面貌。正可见诗题中太子非指文惠太子长懋，正指明帝太子宝卷。“高宗辅政，以朓为骠骑咨议，领记室，掌霸府文笔。又掌中书诏诰，除秘书丞，未拜，仍转中书郎。出为宣城太守，以选复为中书郎。”建武元年（483）十月萧鸾即位即以谢朓掌中书诏诰，转中书郎。三诗大约作于建武二年上巳节，明帝对谢朓的提拔，令谢朓感到有知遇之恩，他对明帝的称颂也是由衷的。是年夏谢朓前往宣城任太守。建武三年谢朓在宣城，四年春自湘州回任南徐州刺史，上巳节未必能回到建康，五年春在南徐州。且四年春回到建康时，经过外放其心情已与建武二年初任中书郎时大不同，何况诗中称颂新皇上任气象一新充满希望，正体现该诗作于新皇即位之初，故当系于建武二年上巳。

4.南朝梁

王暕《观乐应诏》，天监元年梁武帝萧衍赐中书侍郎谢览侍中王暕诗，萧衍赐诗中对王暕有称赞，梁朝建立当作新乐，王暕作为侍中当参与观新乐，大约是时作《观乐应诏》。诗云：“厕陪南风赏，忘味信铿锵。”正指陪天子观乐。天监元年（502）到洽、到沆、萧琛、任昉曾各在华光殿应诏赋诗二十韵，到洽辞最工，赐绢二十匹，诸诗皆佚。刘孝绰《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》，“天监四年三月，禊饮华光殿”，该诗约作于是时。天监三年任昉为御史中丞，刘孝绰与之相赠答，此时刘孝绰为著作佐郎，天监四年三月犹任该职。沈约《上巳华光殿》，“天监二年，遭母忧，舆驾亲出临吊，以约年衰，不宜致毁，遣中书舍人断客节哭。起为镇军将军、丹阳尹，置佐史。服阕，迁侍中、右光禄大夫，领太子詹事，扬州大中正，关尚书八条事，迁尚书令，侍中、詹事、中正如故。累表陈让，改授尚书左仆射、领中书令、前将军，置佐史，侍中如故。寻迁尚书令，领太子少傅”。“天监二年十一月乙亥，尚书左仆射沈约以母忧去职。三年春癸丑，前尚书左仆射沈约为镇军将军。”服丧二十七个月，则要到天监五年二月服阕。虽然朝廷让沈约夺情，任镇军将军丹阳尹，但是既言“服阕”，沈约仍需遵守服丧规则，宴饮等还是不宜参加的，故天监四年三月禊饮华光殿，沈约似未参加，此类上巳宴饮应该不止该年，然史书记载缺如，诗云：“于维盛世即轩妫，朝丰宴镐复在斯。”既言盛世似在梁时，沈约卒于天监十三年，且天监时梁朝确实较安定，所以该诗作于天监十三年前，但作于服丧期前还是后（天监五年二月沈约已服阕，三月已可宴饮）则俟考。天监二年，梁武帝亦曾设宴华光殿。可见南朝在华光殿上巳曲水宴是惯例，华光殿中上巳以外的宴会也很多，不是每次史书都有记载，所以仅因天监四年的华光殿上巳宴被记录下来，就以为该诗作于此时是证据不充分的。何逊《为西丰侯九日侍宴乐游苑》，任昉、沈约、丘迟皆作有《九日侍宴乐游苑》，西丰侯指萧正德。萧正德为梁武帝弟临川王宏第三子，早年被梁武帝养为子，萧统出生并立为太子后，封正德为西丰侯。“天监中，起家奉朝请，迁中卫（当为中权）建安王水曹行参军，兼记室。王爱文学之士，日与游宴，及迁江州，逊犹掌书记。”“天监六年五月辛未，右将军、扬州刺史建安王伟进号中权将军……九年六月癸酉，以中抚将军、领护军建安王伟为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”则何逊约天监六年五月辛未后入建安王幕。天监九年六月随建安王伟至江州。李伯齐先生考证何逊为奉朝请在天监三年至六年前，任昉诗云：“帝德峻韶夏，王功书颂平。共贯沿五胜，浊道迈三英。我皇抚归运，时乘信告成。”歌颂梁武帝建梁之功，当作于天监初，与何逊之作同时作。“天监二年，（任昉）出为义兴太守……既至无衣，镇军将军沈约遣裙衫迎之。重除吏部郎中，参掌大选，居职不称。寻转御史中丞，秘书监，领前军将军。”“天监三年八月，御史中丞任昉奏弹曹景宗，上以其功臣，寝而不治。”天监三年春沈约为镇军将军，是年八月任昉在御史中丞任上，任此职前还曾除吏部郎中，则任昉自义兴回建康犹在八月前。“天监三年，（丘迟）为永嘉太守，在郡不称职，为有司所纠，高祖爱其才，寝其奏。四年，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伐，迟为咨议参军，领记室。”据丘迟此诗可知其大约天监三年冬出为永嘉太守，则五诗作于天监三年九月九日侍宴乐游苑时。沈约《乐将殚恩未已应诏》《见庭雨应诏》《咏新荷应诏》《听蝉鸣应诏》《咏梨应诏》约亦同时期作。

刘孝绰《春日从驾新亭应制》，“天监四年，（柳庆远）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高祖饯于新亭，谓曰：‘卿衣锦还乡，朕无西顾之忧矣’”。“天监四年春正月癸卯，中领军柳庆远为雍州刺史。”大约天监四年春刘孝绰从梁武帝至新亭，应诏作是诗。应只是此次从驾游览时的应制之作，而非饯别时应命所作，故未言及送别。刘苞《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》，“天监初，（刘苞）以临川王妃弟故，自征虏主簿仍迁王中军功曹，累迁尚书库部侍郎，丹阳尹丞，太子太傅丞，尚书殿中侍郎，南徐州治中，以公事免”。诗云：“六郡良家子，幽并游侠儿。立乘争钦羽，倒骑竞纷驰。鸣珂饰华眊，金鞍映玉羁。膳羞殚海陆，和齐眠秋宜。云飞雅琴奏，风起洞箫吹。曲终高宴罢，景落树阴移。微薄承嘉惠，饮德良不赀。取效绩无纪，感恩心自知。”显然写将士出征誓建功勋。“天监四年冬十月丙午（十月初九，506年11月20日），北伐，以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。”(59)大约天监四年九月准备北伐，九日在乐游苑正阳堂对北伐下动员令，刘苞为临川王妃弟而侍宴作是诗。沈约《正阳堂宴劳凯旋》，是诗为天监五年冬庆吕僧珍北伐凯归建康而作，正阳堂在乐游苑中。刘孝绰《侍宴集贤堂应令》，“天监五年六月庚戌，始出居东宫”，“天监六年夏四月己酉。中书令安成王秀为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”大约天监五年萧统出居东宫，刘孝绰为太子舍人，是诗约作于是年。

萧衍《清暑殿效柏梁体》，题为效柏梁体，则是七言连句，句句押韵。参加连句者除了梁武帝还有新安太守任昉、侍中徐勉、丹阳丞刘泛、黄门侍郎柳憕、吏部郎中谢览、侍中张卷、右军主簿陆倕、司徒主簿刘洽、司徒左西属江葺。任昉天监六年春出为新安太守，天监七年卒于新安，该诗当作于天监六年春任昉任新安太守之令已下，尚未赴任时，是时亦可称任新安太守又还未离开建康，正可与梁武帝等连句。天监六年夏曹景宗北伐凯旋，梁武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，曹景宗作《华光殿侍宴赋竞病韵》。王枢《古意应萧信武教》，“萧景字子昭，高祖从父弟也……天监七年，迁左骁骑将军，兼领军将军……寻出为使持节、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……十一年，征右卫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……昌字子建，景第二弟也。天监九年，分湘州置衡州，以昌为持节、督广州之绥建湘州之始安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衡州刺史，坐免。十三年，起为散骑侍郎，寻以本官兼宗正卿”。天监七年至十一年萧景为信武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天监九年至晚至十二年萧景弟昌为信武将军、衡州刺史。是诗中之萧信武究指萧景抑或萧昌，因缺乏王枢生平事迹而难以断定，吴兆宜《玉台新咏笺注》以为指萧昌，不知何据。要之该诗大约天监七至九年间。陆倕《释奠应令》、鲍幾《释奠应诏为王曒作》，“天监八年九月，（昭明太子）于寿安殿讲《孝经》，尽通大义。讲毕，亲临释奠于国学”。天监八年昭明太子释奠时，陆倕正任太子中舍人，是以参加释奠并应令作诗。“（鲍泉）父幾字景玄……后为明山宾所荐，为太常丞。以外兄傅昭为太常，依制缌服不得相临，改为尚书郎，终于湘东王咨议参军。”鲍幾虽非太子属官，但其因太子属官明山宾（先后为太子率更令、中庶子）举荐而为太常丞，则其与东宫亦有交集，明山宾卒于大通元年（527）。是时傅昭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傅昭卒于大通二年（528），鲍幾与此二人同时，可知其亦生活于齐及梁天监间，则鲍幾参加的是昭明太子时的释奠，并代王曒（事迹未详）应梁武帝诏而作诗。明山宾作为东宫僚属自然在场。何思澄亦因傅昭所请作《释奠诗》（已佚），则傅昭亦参加释奠。天监十四年傅昭为太常卿，按规定五服以内的亲人不能为上下级，鲍幾转为尚书郎。萧琛《咏鞞应诏》，是诗具体创作时间未详，下限当在中大通元年（529）即萧琛卒年。“（张率）又侍宴赋诗……高祖雅好虫篆，时因宴幸，命沈约、任昉等言志赋诗，孝绰亦见引。尝侍宴，于坐为诗七首，高祖览其文，篇篇嗟赏，由是朝野改观焉。”则张率曾侍宴应诏赋诗（已佚），刘孝绰、沈约、任昉等侍宴应诏赋诗（皆佚），其中刘孝绰赋诗七首，为梁武帝所赏。张率《咏跃鱼应诏》约亦同时期作。萧子显《九日应诏》（已佚），天监十六年，重九宴上萧子显应诏作诗，梁武帝称其为才子。

萧绎《奉敕为诗》，萧绎《金楼子》自序：“余六岁解为诗，奉敕为诗曰：‘池萍生已合，林花发稍稠。风入花枝动，日映水光浮。’因尔稍学为文也。”萧绎生于天监七年，则是诗作于天监十二年。萧纲《侍游新亭应令》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（四月初六，531年5月7日）。“天监十七年征为西中郎将、领石头戍军事，寻复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加侍中。普通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益宁雍梁南北秦沙七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；未拜，改授云麾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四年迁徙为使持节、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……中大通二年，征为都督南扬徐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扬州刺史。”“普通二年春正月甲戌（正月初五，521年1月28日），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综为镇右将军。新除益州刺史晋安王纲改为徐州刺史……中大通二年春正月戊寅，以雍州刺史晋安王纲为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。”中大通二年春，萧纲自雍州回建康，萧统身体状况已不佳，估计没有精力游新亭，故该诗约作于天监十七年萧纲为丹阳尹时。萧纲《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》《九日侍皇太子乐游苑》《正月八日燃灯应令》，皇太子指萧统。萧纲天监十七年至普通二年正月在建康，前二诗约作于天监十七年至普通元年，第三首可能作于天监十八年至普通二年间的某个正月初八燃灯日，普通二年正月初五任命萧纲为南徐州刺史，他不一定即日出发，所以普通二年正月初八可能参加燃灯应令作诗。萧纲《游光宅寺应令》、沈炯《从游天中寺应令》，光宅寺在建康。“（天监四年）武帝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，（周）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，及成俱奏，帝用兴嗣所制。”“梁武帝宅，今府城东南七里光宅寺基是。”天中寺在建康。二诗约作于中大通三年九月受菩萨戒之后。刘孝绰《于座应令咏梨花》，天监十七年至普通元年初其为临川王宏司徒右长史。大约此后迁为太府卿、太子仆，约普通元年应昭明太子令而作。

王环《代西丰侯美人诗》，西丰侯指萧正德。“临贺王正德字公和，临川靖惠王第三子也。普通六年，以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，置佐史。顷之，遂逃奔于魏，有司奏削封爵。七年，又自魏逃归，高祖不之过也。”是诗大约作于普通七年（526）萧正德自魏逃归后。褚翔、王训《乐游苑应诏》（二诗已佚），《梁书》卷四一《褚翔传》：“中大通五年，高祖宴群臣乐游苑，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，限三刻成。翔于坐立奏，高祖异焉，即日转宣城王文学，俄迁为友。时宣城友、文学加它王二等，故以翔超为之，时论美焉。”刘孝威《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》，萧纲中大通三年七月策拜皇太子，中大通四年九月移居东宫，大约中大通五年上巳开曲水宴，是诗约作于是时。萧纲《上巳侍宴林光殿曲水》、刘孝威《侍宴乐游林光殿曲水》，《（景定）建康志》载：“林光殿在县东北十里，潮沟村舟山前，晋为药园。”刘孝威中大通三年为太子洗马，此后基本在萧纲身边，萧纲及刘孝威之作约作于中大通五年上巳。

庾肩吾《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》，“大同三年，车驾幸乐游苑，（羊）侃预宴”。大约萧纲随武帝游乐游苑，庾肩吾应萧纲令作是诗。庾肩吾《侍宣猷堂宴湘东王应令》、刘孝绰《侍宴拟刘公幹应令》，宣猷堂在太子东宫玄圃园内，湘东王即萧绎。庾诗云：“陈王骖驾反，副后西园游。并命登飞阁，列坐对芳洲。桂岩逢暮序，菊水值穷秋。竹径箫声发，相门琴曲愁。徒奉文成诵，空知思若抽。”刘诗云：“副君西园宴，陈王谒帝归。”“陈王”以魏太子曹丕弟曹植代指萧绎，正契合绎为太子萧纲弟又有才华。“副后、副君”指太子萧纲。二诗当同时作。自中大通三年七月萧纲立为太子至大同五年七月期间，萧绎在荆州。大同六年十二月萧绎出为江州刺史，此后任雍州刺史、荆州刺史，最后在荆州称帝，没有回建康。所以该诗不可能作于这些年。“中大通三年，（晋安）王为皇太子，（庾肩吾）兼东宫通事舍人，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，俄以本官领荆州大中正。累迁中录事咨议参军，太子率更令，中庶子。”“中大通四年九月乙巳，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湘东王绎为平西将军……大同元年十二月辛丑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进号安西将军……五年秋七月己卯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庐陵王续为荆州刺史，湘东王绎为护军将军、安右将军（领石头戍军事，据《梁书·元帝纪》）。”庾肩吾前往荆州在大同元年十二月辛丑后，则庾肩吾中大通三年秋至大同元年十二月为东宫通事舍人，此后入荆州刺史萧绎幕，大同五年秋随萧绎回建康，为萧纲太子率更令，中庶子。刘孝绰大同五年卒于秘书监任上。诗中“陈王骖驾反”指萧绎初回建康，则大同五年秋萧绎自荆州回建康，萧纲在宣猷堂设宴，为萧绎接风洗尘，庾肩吾、刘孝绰分别应萧纲之令作诗。结合刘孝绰诗可知至少是年秋他还在世。庾肩吾《从皇太子出玄圃应令》：“春光起丽谯，屣步陟山椒。阁影临飞盖，莺鸣入洞箫。”庾肩吾《暮游山水赋韵得碛应令》：“余春属清夜，西园恣游历。”玄圃在太子东宫。二诗皆写春景，约亦作于大同五年秋回建康后的某个春季，至早作于大同六年春。庾肩吾《岁尽应令》，约作于大同五年回建康后的某个岁末。为太子中庶子时，庾肩吾还与萧纲、徐防、孔焘、诸葛嵦、李镜远、王台卿等连句，作《八关斋夜赋四城门更作四首》。每一赋包括东城门病、南城门老、西城门死、北城门沙门四章，每一章皆为五言八句，每赋一转韵。所咏即佛教对病、老、死的看法，遇到沙门方为解脱。虽诗体中无应制类字眼，但这组诗显然是应萧纲之命连句，亦具有应制诗性质。萧推《赋得翠石应令》、萧雉《赋得翠石应令》，南浦侯萧推为安成王秀次子，萧机弟。萧推普通六年（525）封侯，深得晋安王纲赏识，后为太子洗马，侯景之乱时萧推为吴郡太守，城陷而亡。一般王子年龄尚幼是封王侯，设萧推六岁封侯，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卒时，萧推仅十一岁，所以萧推不可能任萧统太子洗马，萧推所任太子洗马当是萧纲太子洗马，据本传可知萧纲在萧推年少时就十分欣赏他，故后来将之引为太子洗马。根据其年龄，其任太子洗马约在大同间，该诗大约即此期间应令而作。萧雉，事迹未详，该诗与萧推之作同时作。

5.南朝陈

张正见《陪衡阳王游耆阇寺》，“耆阇寺在上元县东北鸡鸣山西”。“梁元帝立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迁彭泽令。属梁季丧乱，避地于匡俗山，时焦僧度拥众自保，遣使请交，正见惧之，逊辞延纳，然以礼法自持，僧度亦雅相敬惮。高祖受禅，诏正见还都，除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，兼衡阳王府长史。历宜都王限外记室、撰史著士，带寻阳郡丞。累迁尚书度支郎、通直散骑侍郎，著士如故。太建中卒，时年四十九。”“天嘉元年四月丁亥，立皇太子伯信为衡阳王。七月丙辰，立皇子伯山为鄱阳王。”张正见大约天嘉元年（560）七月先任鄱阳王幕僚。第二年又兼任衡阳王僚属。“太建元年春正月丁酉，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、鄱阳王伯山进号中卫将军……四年春正月庚申，以丹阳尹衡阳王伯信为信威将军、中护军……六年六月乙巳，以中卫将军、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征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”“衡阳王伯信字孚之，世祖第七子也。天嘉元年，衡阳献王昌自周还朝，于道薨，其年世祖立伯信为衡阳王，奉献王祀。寻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置佐史。太建四年，为中护军。六年，为宣毅将军、扬州刺史。”则太建四年（572）正月前衡阳王伯信已为丹阳尹，置佐史，可证张正见入衡阳王伯信幕，在太建四年前。“光大元年（567）闰六月癸巳，以云麾将军新安王伯固为丹阳尹。”“废帝嗣立，为使持节、都督南琅邪彭城东海三郡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彭城琅邪二郡太守。寻入为丹阳尹，将军如故。太建元年，进号智武将军，尹如故。秩满，进号翊右将军。”至迟太建二年秋伯固秩满，伯信任丹阳尹。张正见约太建元年春入镇东将军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幕为参军，至迟到太建二年又兼任丹阳尹衡阳王伯信长史，二职治所皆在建康，正可兼职。且先入伯山幕再兼伯信职，正与本传叙述的顺序合。太建六年六月伯山出任南徐州刺史，张正见大约暂且不任伯山僚佐，伯信由丹阳尹迁任扬州刺史，张正见继续任伯信长史。诗云：“甘棠听讼罢，福宇试登临。兔苑移飞盖，王城列玳簪。阶荒犹累玉，地古尚填金。龙桥丹桂偃，鹫岭白云深。秋窗被旅葛，夏户响山禽。清风吹麦陇，细雨濯梅林。”“甘棠”，西周召公曾在甘棠树下决狱理政，世人怀念召公善政，作《甘棠》之诗称颂之，后世遂以甘棠代指循吏之美政。诗中以丹阳尹伯信比召公。诗写秋景，是以是诗大约作于太建二年秋为丹阳尹衡阳王伯信长史时。张正见《从藉田应衡阳王教作》，“太建元年二月乙亥，舆驾亲耕藉田……三年春二月辛巳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丁酉，亲耕藉田”。太建元年春，丹阳尹伯固尚未秩满，伯信当然未为丹阳尹，大约伯信为丹阳尹时张正见入其幕，则至迟在太建二年秋张正见已兼任伯信长史。大约太建三年二月伯信随陈宣帝藉田令张正见作该诗。江总《释奠诗应令》，“太建三年秋八月辛丑，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，二傅、祭酒以下（可）赉帛各有差”。是诗即作于此时。

江总《咏采甘露应诏》，“太建四年十二月壬寅，甘露降乐游苑。甲辰，舆驾幸乐游苑，采甘露，宴群臣……七年闰九月，甘露频降乐游苑。丁未，舆驾幸乐游苑，采甘露，宴群臣，诏于苑龙舟山立甘露亭”。诗云：“祥露晓氛氲，上林朝晃朗。千行珠树出，万叶琼枝长。”太建四月十二月无壬寅，此壬寅当为闰十二月壬寅即闰十二月初五（573年1月23日）,闰十二月甲辰（闰十二月初七，1月25日）。太建七年闰九月壬寅（闰九月二十一，575年11月9日），闰九月甲辰（闰九月二十三，575年11月11日）。诗中“氛氲”正是描写雾气朦胧。相对来说于闰九月是深秋时节，大雾天气较之公历一月更多，故该诗大约作于太建七年闰九月甲辰。张正见《御幸乐游苑侍宴》：“高秋藐姑射，睿想属汾川……潦收荷盖折，露重菊花鲜。上林宾早雁，长杨唱晚蝉。”正是秋季，太建七年闰九月丁未（闰九月二十六，575年11月14日），陈宣帝曾游乐游苑，是诗即作于此时。张正见《重阳殿成金石会竟上》，重阳殿在建康。玄圃在太子东宫。创作时间未详，大约在天嘉至太建初。张正见《玄圃观春雪》《咏雪应衡阳王教》，玄圃在太子东宫。太建二年秋至太建六年六月，张正见在衡阳王伯信幕，二诗大约作于太建三年至太建六年的某个初春时节。江总作《赋得一日成三赋应令》《宴乐修堂应令》《行新营玉帐山应令》《秋日新宠美人应令》《新入姬人应令》，大约太建间陈叔宝为太子时曾一日作三赋，江总应令作是诗赞之。乐修堂在建康宫城中，玉帐山为梁陈宫中之小山，庾信在梁时作有《玉帐山铭》。五诗约太建间江总为太子陈叔宝属官时应令而作（后二首为七言诗）。

江总《后殿应诏赋诗》（已佚），太建元年正月，陈宣帝崩，陈叔宝为始兴王叔陵所伤，叔陵伏诛，陈叔宝伤痊愈后，置酒于后殿，引江总以下，展乐赋诗。王胄《在陈释奠金石会应令》，“太建三年秋八月辛丑，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”。王胄仕陈历太子舍人、东阳王文学，陈亡入隋，晋王广引为学士，大业九年（613）杨玄感败，王胄被诛，时年五十六。则王胄生于永定二年（558），太建三年时才十四岁，故不可能任太子舍人参加释奠。“太建十四年夏四月丙申，立皇子永康公胤为皇太子……至德三年十二月辛丑，释奠于先师，礼毕，设金石之乐，会宴王公卿士……祯明二年春二正月辛巳，立皇子恮为东阳王。”王胄太建十三年四月起为太子舍人，祯明二年（588）春转为东阳王文学，是诗大约作于至德三年（585）十二月释奠时应太子胤之令而作。江总《侍宴玄武观》，“玄武观在玄武湖上。考证：《南史》蔡景历拜度支尚书，旧式拜官在日午后，景历拜日适逢舆驾幸玄武观，在位皆侍宴，帝恐景历不预，特令早拜，其见重如此。又曰玄武馆，《宋书·文帝本纪》云：帝临玄武馆阅武，即此观也”。“至德四年秋九月甲午，舆驾幸玄武湖，肆舻舰阅武，宴群臣赋诗。”诗云：“诘晓三春暮，新雨百花朝。星宫移渡罕，天驷动行镳。”此诗非作于至德四年九月随陈后主游玄武湖明矣，陈后主游玄武湖当不止此次，此诗乃江总在陈时某年春随驾游玄武湖而作。江总《秋日侍宴娄湖苑应诏》，“古娄湖苑，齐武帝永明元年，望气者言娄湖有天子气，帝乃筑青溪旧宫作娄湖苑以厌之。陈朝更加宏壮，后其地为光宅寺”。该诗约江总在陈时应诏之作，约作于陈后主时期。江总《侍宴临芳殿》《侍宴瑶泉殿》《侍宴赋得起坐弹鸣琴》，是三诗皆为江总在陈侍宴之作，具体创作时期未详。

二 六朝建康应制诗的特点

建康应制诗中唱和之作140余首，绝大多数是围绕四萧所作，另有送别类应制诗近20首，这些笔者另有专文论述。此外的建康应制诗现可知约108首（现存约88首），东晋2首（现存）、南朝宋7首（现存）、南朝齐20首（现存18首）、南朝梁60首（现存43首）、南朝陈19首（现存18首），本文所论述的主要是这部分应制诗，这些应制诗者有（姓名后未标存诗数者，即存诗1首，名下有划线者其诗已佚）：庾阐、刘毅、颜延之、范晔、谢庄（5）、沈约（14首现存13首）、王融（10）、谢朓（3）、萧颖胄、柳惔、何逊、任昉(3首现存1首)、丘迟、刘孝绰（11首现存4首）、张率（2首现存1首）、王暕、到洽、到沆、刘苞、曹景宗、王枢、萧子显、萧纲（6）、萧绎、褚翔、王训、王环、陆倕、鲍幾、萧琛（2首现存1首）、刘孝威、沈炯、庾肩吾（3）、徐防、孔焘、诸葛恺、李镜远、王台卿、萧推、萧雉、江总（12首现存11首）、张正见（6）、王胄等。

应制诗中应诏到应教表现为由颂圣向抒情过渡，由形式向内容过渡。在等级社会，一些“名”的本身就是等级的体现，等级的背后是特权。应诏、应令、应教之名称本身就体现命令作诗者身份等级的高低，相应显现等级高低的特权差别就是颂圣成分的多寡。相对而言应诏诗最正式庄重，颂圣成分亦最多、格式限制亦最严。随着命令作诗者等级的降低，颂圣成分较少，相应写景抒情的成分增多。但由于南朝君臣关系较为和缓，且不少君王本身爱好文学，一些应制诗带有文士间的文学活动性质，因此这三类应制诗中，都有不少应制颂圣成分很少而较多写景抒情的诗歌。现存88首建康应制诗中，应诏约50首，应令约26首，应教约12首。先看应令诗，如，萧纲《正月八日燃灯应令》《游光宅寺应令》、沈炯《从游天中寺应令》等关于佛寺的几无颂圣内容。庾肩吾《从皇太子出玄圃应令》亦罕有颂圣，几乎就是一首写景诗，即便有颂圣内容的也只占很小部分，如萧纲《侍游新亭应令》共十六句，只有最后四句是应制诗的格式，赞颂太子萧统有才情，自谦文才不及太子。再看应教诗，如沈约《钟山诗应西阳王教》共四十句，基本就是一首钟山游览诗，只有最后八句言及西阳王。王枢《古意应萧信武教》就是一首闺情诗。张正见《咏雪应衡阳王教》就是一首普通的咏物诗，南朝君臣关系较为宽缓，也使得应制诗中写景抒情的内容较之后世要多些。即便应诏诗中也有一些不包含颂圣内容，比如沈约《见庭雨应诏》《咏新荷应诏》《听蝉鸣应诏》《咏梨应诏》、张率《咏跃鱼应诏》、萧琛《咏鞞应诏》，几乎就是普通的咏物诗。这不仅体现在咏物类应诏诗中，侍宴、游览等应诏诗中亦有，如刘孝绰《春日从驾新亭应制》就是一首游览诗。四萧（萧衍、萧统、萧纲、萧绎）作为皇室文人而成为梁代文学的中心，四萧与其臣僚间唱和诗也具有广义上的应制性（臣僚往往是应命而和），有关四萧唱和诗笔者另有详细考述，这些应制的唱和诗也遵循南朝唱和诗和意不和韵的特点，唱和诗主要是和原诗之意，最后可以略抒己怀，在抒怀部分变成是颂圣或自谦以突出圣，就具有了应制特点，所以与皇室的唱和诗易于成为应制诗，即便题名上没有明确显现。但由于四萧本身爱好文学且此时君臣关系尚较宽松，臣僚创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，颂圣的内容较少或全篇无颂圣，这不仅体现在咏物、写景、佛理、闺情等离政事相对远的题材的应制唱和诗中（这类占四萧及其臣僚唱和诗大部分），亦显现在一些与政事相关的唱和诗中，如刘孝威《奉和(简文帝)〈太子〉》，此诗为和萧纲《太子》诗（已佚）而作，诗中用了一些与太子相关的典故，写及太子职责等，当是和萧纲原诗之意，而作为奉和类的应制作品，却很少有对太子萧纲的直接颂扬。萧纲《和藉田》只是承萧衍《藉田》之意，在抒己怀部分表达皇上藉田有助于百姓知躬耕之重要性，罕有直接的颂美。四萧和臣僚间的唱和亦多有应制性质，亦能显现南朝应制诗的一些特点。

现存88首应制诗中，侍宴之作约34 首，游览约16首，咏物约14首，政事约10首。从公宴的时节看，写上巳节和重阳节较多，分别达9首和8首。88首应制诗中有四言诗15首，约占17%，11首侍宴之作，4首为释奠之作，是晋代雅颂体长篇四言的遗响。应制诗是南朝采用四言较多的诗歌类型，主要承载侍宴、释奠等题材。15首中20句以上的长篇有14首，其中40句以上的超长篇达8首。谢朓是南朝建康应制诗中作四言长篇最多者，达3首，两首72句，一首80句，皆侍宴之作。应制诗中还出现五言长篇，沈约《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》、张正见《从藉田应衡阳王教作》皆达40句，这类五言长篇多有铺叙，较之四言长篇，景物描写等更丰富些。还有一些应制诗与政事教化有关，如上文所举张正见藉田诗、江总《释奠诗应令》等。

南朝齐梁陈的79首应制诗中，五言诗65首，其中12句以上者达20首，约占31%，而同时期五言唱和诗、赠答诗、送别诗中12句以上者分别仅约20%、25%、19%。可见应制诗中长篇的比例远超过其他主要诗歌类型。南朝应制诗中四言与五言长篇较多，与应制之作题材正式庄重，需要相对高雅的诗体有关，且颂德正要铺叙手法。长篇应制诗以侍宴、侍游之作为多，一般是先写游览目的，再铺叙游宴之内容，最后以歌颂终结，此体制是大谢诗的延伸。88首应制诗中有七言诗4首，沈约《上巳华光殿》仍为传统的句句押韵，萧衍《清暑殿效柏梁体》为君臣间柏梁体连句，江总《秋日新宠美人应令》《新入姬人应令》则有新变，皆为宫体风格，著色浓艳，隔句押韵，六句或四句一转韵，平仄韵交替，已开初唐歌行体之体式和风貌。

三 结　　语

六朝应制诗奠定了唐代应制诗的基本格局，其重要题材如侍宴、游览、咏物、政事等，亦成为唐代应制诗的主要内容，政事类在六朝应制诗中还不如前三类多，到唐代时政事类应制诗蔚为大观。六朝长篇应制诗的基本结构亦成为唐代应制诗的范式，宇文所安（斯蒂芬·欧文）所说的初唐宫廷诗三部式“首先是开头部分，通常是两句诗，介绍背景。接着是可延伸的中间部分，由描写对偶句组成。最后部分是诗歌的‘旨意’，或是某种愿望、感情的抒发，或是巧妙的构思，或是某种使前面的描写顿生光彩的结论。有时结尾仅描写事件的结束”，是对六朝应制诗体式的继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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